推行新政策的问题
[quote]推行新政策的问题：1。首先要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
上海商盟推行新政策时，遭到了一大批盟员的反对，让所有人为之震惊
原因是新政策对过去旧的体制的根本打破，少了大锅饭，少了各种人际腐败，多用指标和规章来考量会员，更加科学性，让人难以钻空子。以至于影响了一大批人。
虽然最后解决了这些事情，但到目前影响都还没有消退，大家的记忆力都有很不好的一笔。最坏的影响是造成目前某个区还是代区长
2。吸收好的经验
北京商盟很好的推行了新的政策，比较顺利
得益于稳定而团结的管理团队，旧体制本身的健全，已经做出了很多的筛选
3。如何正确推行商盟新政策
虽然看起来改变不多，但其实完全撼动了原来的政策
可能会对一大部分人造成影响
商榷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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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上变法失败之缘由（转帖）
学术探讨
变法,就是一种从上而下的改革,在中国的历史上变法大多以失败告终,鲜有成功的例子,而且历朝历代都一样,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当权,也无论国家是否完整,当权者是否英明!最终结果都惊人的相似,而且变法者的命运大多很凄惨,不是惨死在政敌的手中,就是郁郁寡欢的度过残生!历史上唯一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,商鞅变法的主导者,最后依然难以逃脱被车裂的结局.正是由于变法者的崇高理想和他们悲惨结局的巨大反差,才使得历朝历代的变法有种一种悲壮的味道!
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大一统的王朝,国家体制几乎是一成不变的!也就是说这种体制在王朝之初创立后,余后的数百年里,就没有再变更过,这其实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,要知道经过几百年的社会发展(就算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,但也不是几百年如一日的一成不变的),原有的体制肯定会有不适应的地方,这就需要国家进行调节,这样才能使国家正常的运转下去,于是变法就应运而生了!
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尽管变法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王朝大一统的局面,但正是大一统的内在特性最终扼杀了变法!这应该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!
此外在商鞅变法其后的数次变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,而且越到后期,变法的幅度越小,失败的越惨重,这很耐人寻味!下面,我就从几个方面来简单的分析一下,历次变法失败的原因!
第一、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。
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所有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.因为一切体制的腐化和落伍,必会造就一班从体制的漏洞中获取利益的群体,而正是这个群体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利益,使得国家逐步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
具体来说,中国封建社会中,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,土地兼并是贯穿于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始终的一个大问题!这个问题是所有朝代竭力想要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大难题!而从中获益的正是我们一直要打倒的地主阶级.封建社会中的变法触及到的就是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,这就必然会引起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的激烈反抗,使得变法难以为继.正是由于他们的阻挠和反抗,使得大多数的变法的成果都被付之一炬,国家的形势继续恶化。
第二、官僚机构的腐败。
在国家体制濒临崩溃的之前,它的官僚机构尤其是下级机构一定先一步腐化,并且由于腐化的程度的加深导致国家加速走向灭亡,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整顿,国家必然灭亡.然而,我们很多的变法者,他们虽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,却都不约而同把精力都集中到了如何改变体制方面,而忽视了这个问题,或者说他们都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!最后导致变法不能有效的执行下去,使变法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.这个方面其实和第一个方面有着很深的联系,在中国,地主和官僚大多数时候是狼狈为*互依互存的,有时候甚至是合二为一的.而变法者要推行他们的新法,就必须依*这些下层的官员,而他们又无法对下层的官员进行大规模的清洗,所以,在执行新法的过程中,就无法避免的产生了变质,使得新法在执行后甚至不如旧法.我们建国以来很多史学家评论变法的失败时,总是喜欢批评变法家,没有依*群众的力量来推行变法,最终导致失败.其实,这是有失偏驳的.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这些群众不支持变法,而是由于新法变了质,迫使那些群众为了生存不得不站起来反对新法,反对那些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变法的变法者.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啊!
历史上,之所以在王朝之初,王朝的创立者们,可以根据前朝的得失,来制定新的制度,而且是王朝逐步走向鼎盛,而在王朝的中后期则无法有效的改变体制,来挽救日渐衰亡的国家,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大多数王朝初期,官僚和地主都在农民起义中被清洗一空,所以他们在改革制度时,几乎遇不到什么阻力,而到了中期,由于上述两者的阻挠,使得改革寸步难行!
以上两点都是表面现象,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个问题!而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认为,正是那些变法者竭力维护的大一统的政治模式!历代的变法者之所以要变法,就是为了维护统一的王朝不至于覆灭,然后,正是这种大一统的模式造就了前两种阻力(具体原因不做详述,那有点跑题了).而从思想上来看,变法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维护这个大一统的模式,而不是去推翻它,因此在很多问题上,变法者就陷入了一个死胡同.比如前文所述的土地兼并的问题,这正是大一统的模式的必然产物,除非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制度,不然的话,所有的变革都是治标不治本(这也是古代中国总是在治乱循环中度过的原因之一).
[/quote] [quote]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教训
公元1086年，北宋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王安石在新法被废后忧愤而死。穿越时空隧道，审视王安石变法的前因后果，变法失败的一些主要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。
从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均输法、方田均税法、保甲法的立法设计看，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实现政府与老百姓“双赢”，绝大多数变法条款至少是有益无害的“帕累托改进”。但是，善法在实施中被严重扭曲，新法实施的结果则出人意料地恶劣。在青苗法实施中，各级政府官员强行放贷，暴力收贷，层层加码，逐级提高利率，加之贷款手续繁琐，经办官员敲诈勒索，索贿受贿，乱收费，利民之法在基层社会成了贪官污吏“寻租”的手段和借口，造成民怨沸腾，变法的目的和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。市易法在实施中走向反面，作为执法主管部门的“常平市易司”滥用职权，堕落到自己的对立面，政企不分，自身利益驱动，投机倒把，中饱私囊，欺行霸市，扰乱市场秩序，成为老百姓痛恨的“官倒”，比变法前的富户奸商还坏。均输法设立的“政府采购制度”被主管部门扭曲、架空，“发运使衙门”由政府机关演变为集管理、办理和经营职能为一体的“行政企事业”，垄断经营，滥用职权，扭曲政策，一头吃财政，一头吃“客户”，居中盘剥利润，大搞资本体外循环，谋取部门利益。其他新法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扭曲，给“打擦边球”、“钻政策空子”、贪污腐败行为以可乘之机。由此可见，反腐败，反垄断，防止扭曲政策，堵塞体制交替漏洞，关系人心顺逆向背，关系改革和“社会转型”的成败。
善治当用良吏。法治社会如此，人治社会唯其如此。在人治社会里，任何政策的执行都无法摆脱“关键在人”、“精英学术”和“精英政治”等“人事依赖症”。王安石受过严格系统的礼教训练，经过长期基层行政考验，又经历多年高层执政历练，他的见识、决心、道德、文章和能力是无可挑剔的，然而，他急于推进变法，以当时对变法支持与否论取舍，用人失察，任用了吕惠卿、韩绛等一伙道德品质很坏的势利小人，撤职、调离了一批反对“急进式”变法，主张“渐进式”变革的优秀官员，埋下了扭曲变法、人事纠纷和“窝里斗”的祸根。吕惠卿的背信弃义、落井下石、诬陷行为严重败坏了改革派的政治形象，毁坏了王安石的执政基础。因此，立善法，用良吏是一切社会变革的重要条件。
王安石变法是“精英主义”变法。他说：“天变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之法不可守”。可见，他是个才华横溢的“精英”、一意孤行“英雄”，还是一个唯意志、唯目的、唯美，且不考虑后果，不计算变法风险的“理想主义者”。面对变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，他不积极主动地反思变法中的失误、错弊、消极现象和负面连锁反应，反而拒绝同僚的批评，不管不顾民间的呼声，不顾忌“祖宗之法”里面包含的“意识形态”障碍，甚至不听宋神宗的劝告，把司马光等“渐进式”改革派推到改革派的对立面，给他们戴上反对变法的“旧党”的“政治帽子”并加以人事“大洗牌”。由此可见，成功的变法需要在朝野之间、官民之间达成普遍公识，需要“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”（邓小平语）。
王安石变法本来是一场公共治理改革，属于公共事务，应该在宪法依据之下、宪政平台之上推演。但是，这场变法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。变法本应该以皇帝的年号或庙号命名，但是，“宰相”兼“首席经济学家”王安石以其个人执政风格担当了变法的“第一责任人”和标志人物。如果有正常的制度安排和舆论环境，“旧党”领袖司马光及其支持者可以按照法定程序与王安石一派进行公开、公平、透明、有序的立法讨论、政策“博弈”和观点论战。但是，“新党”与“旧党”的公共政策争论最终演变为人身攻击、“道德审判”、泛政治化、泛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纷争。王安石一派失势时被斥为大奸大恶的“熙丰小人”；司马光一派被逐时被指为“元佑奸党”，120名高级官员受到冲击和道德羞辱，189名高官被株连打击。由此可见，深层次改革要依法推进，要不断完善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，公事公办，实事求是，分类指导。
从史料看，宋神宗靠王安石变法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。变法的最大受益者是北宋中央财政，但是，由于征收过度，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相继崩溃，士大夫阶层待遇优厚，老百姓承担了变法的成本，却没有得到财政转移支付的救济，贫富分化，国富民穷，影响了社会稳定。由此可见，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改革和发展必不可少的“稳定器”。
920年以来，研究王安石变法，反思变法失败的文献如汗牛充栋，然而，有知识者甚多，有见识者偏少，总结经验者众，汲取教训者寡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则后人复哀后人。[/quote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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